外交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更是构成古代政治、历史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及对外关系有着非常久远的历史，有可靠史料支撑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非常活跃，在1982年成立的“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上，学界也达成共识：历史上的中国并非孤立的、与外界隔绝的亚细亚孤儿，而是一个与域外有着2000多年交流关系史的伟大国家。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外交学系青年副研究员朱小略先生多年来专注于中国古代外交史、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的研究，在《中国古代外交导论》一书中，他通过大量翔实史料的旁征博引、分析论述和对文献资料与出土文物之间的相互佐证，完整、清晰地呈现出从“外交”实践到理论建构的过程，以及跌宕曲折的中国古代外交史。
其实对于“外交”一词我们并不算陌生，无论是新闻报道还是书籍文献当中，可以说关于“外交”的讨论既是专业著述的研究，也是茶余饭后的谈资。然而若是真要问起什么是“外交”？如何分析和看待外交关系？中国外交又曾经历过怎样的嬗变？很多人就会陷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境况之中了，而朱小略的这本《中国古代外交导论》，恰是让我们可以“知其所以然”。
展开剩余75%既然谈论外交史，那么首先要清晰解释何为“外交”，作者认为，“外交”应是一个非常严谨的称呼，它所涉及的关系对象和主体都有着极其严格的内涵——只有两国的中央政府之间展开的对外活动，才能称为“外交”，其他的都应当归为“对外关系”。与此同时，“外交”所围绕的是“国家”，而不仅限于“主权国家”，认识清楚这一点对于中国古代外交的研究有着重大的启发意义。
实际上，“国家”理念的诞生甚至远远早于“城邦”，而“城邦”又远远早于“主权”理念，“城邦国家”与“早期国家”理论的出现，无疑为外交学研究在时间上的纵向拓展提供了可行性，历史维度的研究和历史学的学科架构成为“中国古代外交”这门学科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那么“中国古代外交”在时间上又是如何界定的呢？书中给出这样一个概念：时间跨度从见于史册的上古延续至1900年左右，即所谓的“古代中国”。其中，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中所包含的“海外汉学”部分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研究提供了历史语言学与中西交通史这两件宝刃。
从先秦至明清，我国古代外交制度逐渐建立、扩大，然后转型后又有所衰弱，直至发展成向近代外交模式转变的日趋成熟的外交制度。在这个过程中，“城邦国家”和“朝贡制度”理论相继出现，相较于更适用于海外汉学研究理论、对封国间扁平状结构进行假设的“城邦国家”理论而言，“‘朝贡使团’说由于同时兼顾了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的理论成果与外交学的既有框架，很快成为当代中国外交遣使研究的首要对象”，国内史学家曾指出朝贡制度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处理少数民族部落的外交体制，主张“四夷顺而中国”。
正如作者所言，中国古代外交本身就是门“非常规”的交叉学科，它的对象是抽象的，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相关的，海外汉学研究当中的一些理论、以及对于概念机械嵌套的固有研究范式，对于中国古代外交的研究其实并不适配，譬如“帝国”这一概念，对中国古代外交的研究就形成非常明显的遮蔽。
对于“国家”这一概念的理解，学界也存在着诸多讨论，许多人认为，在中国古代外交中，是没有国家主体的。在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研究的视野之下，“中国”是一个国家，然而在中国古代外交研究的视野下，“中国”却是一类地区秩序，是东亚文明制度的代称。梁启超认为“以中国为一个国家也好，或多个国家形成的地区秩序也好，所倚重的，莫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而中国古代并没有实存的“国家”，相当于彻底否认了“中国古代有国家”的假设；梁漱溟则强调，作为思想工具与政治概念的“国家”是舶来而非原生的；吕思勉也曾指出，“古所谓国者，亦与今异。其存亡，以有采地以奉祭祀与否为断，而不以土地主权得丧为衡”。
学界对于国家实体的质疑使得“民族”的概念和论述一时成为主流，同时也为中国古代外交研究设置了很大的理论障碍，“以民族志立场，合华夷之辨”，汉人中原王朝与各国的关系就被单一地归拢为非华即夷，这显然对于历史与政治的正向结合产生了极大的阻碍，关于“何为中国”的问题的争论也越来越激化，通过长久以来的研究和分析，对于中国古代外交这一学科中的“中国”而言，书中提供了这样一个观点——不是指一个立足于中原的统一王朝，而是特殊时期一个区域中带有某一突出共性的国家群的总和。
从这些历史实证当中也不难看出，对于中国古代外交问题的研究当中，一直存在着许多可供思考和反思之处，譬如中外关系史研究对于中国古代外交发展的遮蔽，对于官方交流与民间交流并存问题的忽视，分析性研究力量的孱弱等现象，这些不如之处也时时提醒着我们在不断的反思之中寻求突破，这也正表现出了朱小略老师在《中国古代外交导论》中所阐释的中国古代外交研究的目的：“兼顾历史之‘求真’与社会科学范式之‘求善’，同时支撑起中国外交思想与中华经典经典视域下国际关系经典概念等研究的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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